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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乌克兰的角度来看,既然以武力攻下克里米亚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退而求其次,就只有“包围克里米亚”。
当地时间周五,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2月欧元区通胀率为8.5%,略低于1月份的8.6%。但核心通胀率为5.6%,高于1月份的5.3%。
尽管能源成本有所下降,但几乎所有其他领域(服务、商品和食品)的价格都在飙升,这导致整体通胀仅微幅走低。
欧洲央行预计,通胀将在长时间内维持在过高水平,预计今年的平均通胀率为5.3%。一些政策制定者已经表示,通胀风险倾向于上行,因为核心通胀被证明具有粘性。
财经网站Forexlive评论称,欧元区2月CPI数据终值再次表明,2月份欧元区整体年度通胀略有放缓,但核心通胀继续走高,这将会是欧洲央行未来几个月面临的主要问题。
此前一天,欧洲央行将利率提高50个基点,在外界担心此举可能加剧金融系统的紧张情况之际,选择继续打击通胀。在上周美国银行业的动荡蔓延到欧洲之后,许多投资者押注欧洲央行可能会宣布减小加息规模。
有分析师表示,欧洲央行没有透露未来的利率走势,而是宣布将取决于后续发布的经济和金融数据等,这将赋予其更大的灵活性。
欧洲央行前首席经济学家Peter Praet表示,官员们没有告诉市场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这是正确的做法,目前不确定性是如此之高,提前给出承诺是不明智的。
摩根士丹利目前预计,欧洲央行5月将加息25个基点,此前预期为50个基点;预计欧洲央行的终端利率为3.75%,此前预计为4%。
消息人士称,欧洲央行监管人员认为,受监管银行的存款保持稳定,银行业动荡并未蔓延至欧元区银行,欧元区银行对瑞信的风险敞口微不足道。
加拿大皇家银行财富管理投资策略主管Frédérique Carrier表示:“尽管瑞士央行出手干预让市场松了口气,但市场情绪仍然非常脆弱,投资者可能会担心欧洲央行积极收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周五美股盘前,瑞信下跌4%,第一共和银行跌13%,表明市场信心依旧脆弱。此前,美国大银行迅速对第一共和银行伸出援手,联合对其注资300亿美元,以在最近两家银行倒闭后阻止恐慌蔓延。
美国方面也面临着同样的压力,过去一周,银行业危机引发了对更广泛金融动荡的担忧,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预期美联储的升息周期已经结束。
随着韩国政府旨在解决二战期间被日本强征劳工对日索赔问题的第三方代赔方案公之于众,日韩围绕这一问题的贸易僵局也随之出现松动。
3月16日,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向记者团发布消息称,在与日本经济产业省举行的政策对话中,韩日双方就两国间自2019年进行的半导体材料出口管制一事达成一致。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日本方面着手解除对韩国芯片产业的三项材料的出口限制,韩国方面则撤回就出口管制向世贸组织提出的起诉案。同时,双方就将对方国家重新纳入出口管制“白名单”一事进行密切沟通达成一致,争取尽早恢复原有秩序。
这一消息也意味着日韩在贸易领域争端熄火。
2018年10月,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判令日本涉案企业赔偿二战时期被强征的韩籍劳工受害者。近一年后,日本政府于2019年7月采取反制措施,限制对韩出口高纯度氟化氢、氟聚酰亚胺、光致抗蚀剂三种关键半导体材料,同年8月还将韩国踢出适用简化出口程序国家白名单。韩国于2019年9月将日本对韩采取出口限制一事诉诸世贸组织(WTO)。
被日本方面禁止向韩国出口的三种半导体原料,即氟化聚酰亚胺、光刻胶、氟化氢主要用于智能手机面板以及电视的液晶屏,同时光刻胶也是半导体产品的核心材质。韩国贸易协会的数据显示,半导体产业出口平均占韩国出口总额的25%;韩国所需要这三种原料中,91.9% 的氟化聚酰亚胺、43.9%的光刻胶以及93.7%的氟化氢都从日本进口。其中依赖度较低的光刻胶,实际上韩国大量从比利时进口的光刻胶,是由日本公司JSR的比利时子公司生产的,因此当时韩国光刻胶对日本公司依赖度其实超过80%。因此,日本此举被视为“掐住”了韩国经济的咽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旻分析道,在全球产业链分工布局中,韩国处于生产加工环节,日本则处于提供关键原材料的环节,“两者所处的环节不一样。此前日本针对半导体领域的关键材料推行出口管制,已对全球半导体产业形成冲击,而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不愿看到的。”
韩国经济对日本长期的高依赖度,自1965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的状态,2018年韩国对日本的逆差规模为240亿美元,这在韩国所有贸易关系中是最大的逆差。韩国贸易协会(KITA)的数据显示,韩国对日本贸易逆差的最大源头为高科技产品,尤其是半导体和芯片制造设备占到了逆差的三分之一。
不过,在日本制裁的三年来,并非日本上述三大关键材料的厂商无法向韩国出口,只是在每出口一批上述材料时必须通过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出口审查,审查的时间一度拖至3个月。在贸易冲突前,日方厂商只需通过一次审查后即可向韩方自由出口。
由于高纯度氟化氢具有强腐蚀性,保存时间很短,且韩国企业对于上游半导体材料的库存一般是1-2个月,所以当时日本半导体材料的出口限制对韩国半导体行业造成了很大影响。
为摆脱“卡脖子”窘境,韩国政府于2019年加大了对半导体原材料、零部件和设备供应商的支持力度,并于同年11月启动了进口替代项目,试图通过供应商多元化以及国产化两步走的战略,来减缓对日本在上述领域的依赖。
在供应商方面,韩国企业加大了从中国、欧美等地的采购来替代日本厂商。2020年的数据显示,韩国从日本进口的半导体材料占总进口量的38.5%,而第二大半导体材料进口来源是中国(20.5%)、其余分别为美国(11.3%)等。
在国产化方面,韩国的光刻胶产业实现了零的突破。据韩媒报道,韩国东进半导体就在贸易战后开始研发EUV光刻胶,并在2021年通过了三星电子的可靠性认证。此后,又利用1年左右的时间,投入到生产线的应用。这一消息被韩媒视为韩国半导体产业链实现自主的重要时刻。
在氟化氢领域,韩国企业的自主研发进度也很快。截至去年底,有包括SK Materials在内的三家韩企成功开发出了氟化氢,且部分产品已被半导体厂商用于量产。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数据显示,3年来,韩国在氟化氢进口量方面下降了66%,从2019年的3630万美元下降到2022年约1250万美元。
不过,由于上述材料涵盖内容广泛且细分种类诸多,尤其是光刻胶领域,韩国企业显然无法做到“完全”替代。
3月15日,就在尹锡悦此次访日前,韩国政府提出,将在首都圈打造一个全球规模最大的半导体集群,这一蓝图包括创建一个能容纳巨型制造工厂、设计公司和材料供应商的半导体制造中心,旨在加强韩国本土的供应链。
这项计划还要求三星电子等韩国大型企业的加入。截至2026年,韩国将向包括芯片、电池、机器人、电动汽车和生物技术等领域投资550万亿韩元(约合4220亿美元)。
韩国科技巨头三星电子随后证实,将在2042年前投资近300万亿韩元(折2300亿美元),发展韩国政府计划中“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基地”,作为上述政府计划的一部分,以推动韩国芯片产业的发展。
如今,随着日韩贸易战停歇,他们之间的联手又将如何搅动全球芯片市场?
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FKI)此前发布的一份题为《韩、美、日对中国进口依赖的现状和未来任务》的报告称,与日本和美国相比,韩国在半成品和材料零部件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更高。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约有29.3%的原材料零部件进口来自中国,而日本和美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28.9%和12.9%。
就中间产品而言,FKI的报告认为,2019年韩国对中国进口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日本和美国,远高于10.4%的国际平均水平,“韩国和日本之所以在半成品和原材料零部件的进口上依赖中国,是因为中日韩三国以中间产品贸易为基础,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经济团体。”
李旻表示,韩国对中国依赖更多是价格因素,对日本的依赖则是缘于技术上的不可替代性,“韩国改善与日本的关系,背后不乏经济和技术层面的考量。日本对韩半导体领域的关键材料出口如果恢复至贸易战以前,那对韩国整个半导体产业链来说是有帮助的。”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商务部已在3月初正式启动了530亿美元的芯片法案。法案包括对芯片行业的补贴、对半导体和设备制造25%的投资税收抵免等扶持政策,但关注最多的条款还包括对华芯片产业的排他政策等。
作为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两大盟友,李旻认为,结合美国的芯片法案以及“芯片四方联盟”(Chip 4)来看,“虽然美方提供的补助力度不小,但10年内韩国企业按美方约束不能和中国进行合作,机会成本实在太大。韩国需要在美日韩与中日韩合作中找到平衡点。”
去年下半年来,韩国政府相关官员以及企业代表已多次赴美试图协调芯片合作的相关立场。美国白宫7日最新消息显示,韩国总统尹锡悦将于4月26日对美进行国事访问。
“前一天还在看硅谷银行股价暴跌的新闻吃瓜,后一天就被安排了一场全员会议,CEO通知大家公司有多少钱在硅谷银行里,暂时工资支出不会有问题让大家放心。去年年底被裁员,找工作两个月上岸一家创业公司,只能祈祷我们的资金不会出问题。”
这是某海外交流平台一名在美国硅谷工作的企业员工经历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SVB)风波时分享的亲身经验。在暴雷风波快速发酵的10日至11日,相关平台几乎铺满了硅谷员工交流各自公司在SVB存款情况、问询银行倒闭是否会波及自身的讨论帖。
大厦倾覆仅在朝夕之间,但多位硅谷从业者向南财记者回忆,科创行业的困局其实早已初现端倪——2020年3月到2022年初,为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美国执行了持续2年的“双宽松”政策,造成“大水漫灌”,也进一步推动了风投和科创行业的繁荣。然而,2022年初美联储时隔三年首次加息,货币政策持续紧缩,一方面利率上行使得拥有高额债务的科技初创型企业资产负债表承压,财务稳定性削弱,另一方面,创投机构集体收紧甚至停止投资步伐,资金弹药不足使得科创企业烧钱扩张的商业模式难以维系……连锁反应之下,硅谷内隐隐浮动的忧虑与警惕在SVB售卖国债和股份断臂求生的信号下被彻底点燃,急于提款的创业者踏破门槛,挤兑之势已不可避免。
虽然监管层面的迅速反应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局面完全失控的趋势,但SVB事件对美国科创行业的影响仍在持续,除短期风险扩散至多家银行乃至全球金融行业外,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何重新凝聚科创行业的信心或许才是当前最为关键的问题。
“YC CEO说大约有1/3约1000家YC创业公司项目会受到硅谷银行风波的影响而发不出工资,但实际数目可能更多。”一家位于硅谷的创业公司负责人李智(化名)在估算彼时SVB影响范围时向记者表示,对YC孵化的创业公司而言,SVB的存款服务是标配,实际的情况是几乎所有相关企业都有资金存在SVB,而有接近1/3的企业所有存款都在SVB。
李智所说的YC即是指成立于2005年的硅谷知名风投公司Y Combinator,作为硅谷老牌孵化器,YC曾投资包括Airbnb、Stripe、Twitch等在内的多家明星企业,在硅谷创投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前YC公司的总裁Sam Altman,也是近期大火的ChatGPT所属公司OpenAI的创始人和CEO。
在风波出现的早期,YC公司CEO Garry Tan就曾公开示警称,硅谷银行的偿付能力风险真实存在,并暗示YC投资的公司将敞口限制在保险可覆盖的25万美元内。
“给骆驼压上稻草”的投资者也远不止Garry Tan一位,“硅谷教父”Peter Thiel参与创立的风险投资基金Founders Fund直接建议被投公司从硅谷银行撤资;知名风投机构Union Square Ventures建议在硅谷银行中保留最少的资金……
在广泛释放观点的同时,VC们采取的实际行动则更为有力地显示着他们的立场:据媒体报道,有多家风投机构已早早开始为其投资组合内的企业安排短期融资。
“目前硅谷的投资人可以说风声鹤唳,一有风吹草动就急忙通知创业公司尽早采取措施。”李智向南财记者回忆,正是在投资人的预警下,公司及时将存储在硅谷银行的资金转出,没有受到此次事件的波及。
另一位硅谷金融科技创业公司从业者李华(化名)则表示,创业者相较于投资人可能会更加敏感,尤其是现金储备有限,流动性高度依赖银行的中小型公司,对资金链断裂的恐惧会促使其第一时间取出存款:“在当时还不确定是否有人兜底的情况下,保证自己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据其描述,该公司自去年起就开始将资金分散于存储不同银行,此前存在SVB的金额约占总存款的1/4,在取款后的第二天一早,公司CEO便发起全员会议安抚员工。
长期从事科创企业跨境投资业务的世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姜慧芳在接受南财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SVB未被托管,无论是其他大银行宣布收购还是监管机构或储户发起集体诉讼,追回存款的时间都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短则半年长则一年以上。
正如前文所言,对于现金流脆弱的中小企业,这种不确定性将是致命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尽快提取存款是其唯一选择。
带有戏剧色彩的是,在被宣布破产的4天前,硅谷银行刚刚作为优秀案例,登上了福布斯美国年度最佳银行榜单,这也是该行第五年获此殊荣。
在短短几天内就从“最佳银行”沦落到破产的境地,这一素来在美国科创圈具有良好口碑银行的倒塌固然令人诧异,但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SVB的倒塌或许只是近年来硅谷科创圈面临危机的集中体现。
“从去年年初开始,就有大量VC表示至少在18个月内不会再给初创公司追加投资了。”李华表示,虽然在去年一季度很多企业曾开启一轮大放水招聘,但不久后的裁员潮就体现出了科创企业的真实情况:“事后来看,也有可能是部分企业预感到了接下来的行业趋势,通过大量招聘带来的内部竞争早早进行了一波‘人力成本优化’。”
与上述时间节点相对应的是2022年3月,美联储施行长期量化宽松政策后,宣布启动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0.5%,以应对通货膨胀高企的现状。
猝不及防的刹车打乱了硅谷发展的步伐。一直以来,“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使得美联储利率很低,也推动了风险投资行业的蓬勃发展,大量资金涌入硅谷创业公司账户中。据统计,2021年对硅谷和旧金山公司的风险投资达到95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其中硅谷风险投资额为441亿美元,包括创纪录的257笔每笔超1亿美元的巨额交易。
也正因如此,硅谷科创企业的运作以大量股权融资、银行借贷为基础,对利率变化高度敏感。曾经,怀着对低利率和资金充裕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大量科创企业开启烧钱招人扩大规模抢占市场的“军备竞赛”,行业快速陷入狂热。但利率上行使得借贷成本侵蚀企业利润的同时,压缩了其获得外部资金的空间,给了科创企业“最后一击”。《2022年硅谷指数》显示,2021年底硅谷失业率降至2.9%,上市公司总市值达到14万亿美元(比2020年2月的低点翻了一番),估值超1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达到230家。
也正是在此期间,硅谷银行获得了大量接近零利率的储蓄存款,2020年6月至次年12月,硅谷银行的存款从760亿美元暴增至1900亿美元,而作为一家主要服务创业公司的银行,SVB的选择在当时来看也堪称保守——购买年收益约为1%的美国国债。
但这一具有高度利率敏感性投资组合却在一年多后为SVB招致恶果:美联储持续加息造成浮亏,投资热潮退去科创泡沫破裂,在售卖国债和股权的消息放出后,挤兑的储户压垮了曾经见证无数巨头崛起的硅谷银行。
也有观点指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转向固然是导致连锁反应发生的重要原因,来自监管的压力也是科创圈危机感的来源之一。
2022年11月,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之一FTX宣布破产,其创始人、前CEO Bankman-Fried被美国联邦检察官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其欺诈银行、无证汇款等多项罪名。
值得注意的是,Bankman此前在硅谷宿以“利他主义”闻名,被称为加密行业救世主的他曾在多家加密公司破产时扮演白衣骑士的角色:加密货币交易平台Voyager Digital破产时收购了其大部分资产,加密贷款机构BlockFi破产时亦施以援手……
“FTX曾是美国加密行业的标杆,它的破产和Bankman被起诉也让不少科创圈人士感觉到了危机甚至美式主流叙事的背叛,因而选择收缩资产保持低调。”李智表示。
虽然SVB引起的金融风暴还在持续,但诸多美国科技巨头除了延续裁员策略外,似乎在本次风波中并未受到过多波及。我们梳理发现,微软、谷歌、Meta等科技巨头股价在上周经历短暂下挫后,已于本周开盘后开启强势反弹。究其原因,还是头部科技巨头已形成稳定的商业模式,资金充裕且资产配置多元,金融风险对其传导作用有限。
但对于近年来烧钱扩张的部分中小型创业公司,SVB事件无疑使其本就高度承压的现金流雪上加霜。“华尔街的估值方法仿佛瞬间变理性了。”一位科创行业分析人士对记者表示,很多美联储放水期间出现的增长神话,本质上缺乏稳定盈利能力和产品-市场适应性(product market fit)的公司,当前也不得不面临退潮时裸泳的尴尬处境。
正如上文所言,在货币政策收紧和监管加强的压力下,美国科创行业的信心遭到了难以忽视的打击,作为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现代金融体系,SVB事件就是行业整体信心不足的集中体现。在此作用下,硅谷公司的商业模式和投资逻辑都在悄然发生转变。
姜慧芳指出,在金融领域,短期风险投资需要在可识别的风险范围内取得最大收益,硅谷银行的商业模式实际上是在是募集资本和放款投资间加了一层的银行主导的资金流动结构,但风控层面的疏漏放大了风险,侧面也反映出美国银行系风险投资监管存在问题。
她进一步表示,短期内监管的调整是可以预见的,关键在于硅谷活跃度或许一时间内难以修复。
“哪怕是短期内赚钱的企业,有了初具雏形的商业化模式或可被验证的场景,但是市场环境一旦往前变化就可能被淘汰,这种企业现在已经很难获得信任了。”李智表示,股价或许经历一两次牛市可以回归,但信任的建立却非朝夕间可以达成,市场信心需要更为稳定可靠(Solid)的创新来支撑。
李华也表示,能否找到正确的市场或者产品能否解决市场问题是当前最重要的企业特质,投资机构和股民可以接受企业“做增长”,关键在于优质企业低盈利乃至亏损的原因是将大量收入投入再生产,随时可以为了账面盈利而停下投入。
或许是为了在SVB风波后重拾行业心气,3月15日,OpenAI正式推出GPT-4,一经推出即引发市场热议,在部分将人工智能视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从业人士看来,这将吹响产业复苏的号角。
但姜慧芳也表示,硅谷银行事件本质上还是金融风险,与创业企业存在牵连性,而人工智能确实是当前的热点和发展趋势,但其也只是创业领域的一个细分增长点,具体项目的增长空间、从投资角度看是否划算,还需要时间加以检验。
“硅谷有大量的公司在围绕OpenAI进行创新和开展业务,其中有很多都受到了SVB事件的影响。”李智表示,其中脚踏实地能做出成果的企业或许将在行业信任重建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必然将经历一个较长的周期。
据了解,在本次SVB风波中,也有不少中国企业受到波及,尤其是接受境外投资但并没有太多实际境外业务的企业,大部分会选择将所融资金存在离岸银行,分批调取资金到国内使用。
而此前他们所选择的银行大多最后都导向硅谷银行。姜慧芳表示,选择SVB的原因在于汇丰、渣打等境外传统银行因为反洗钱法或风控要求等限制,很多都不支持国内企业开户,而硅谷银行所提供的服务相对完整可靠。
但因为信息不对称,国内接触到硅谷银行暴雷的消息较国外要晚很多,对其整体资产状况也不甚了解,很多企业在风波发生后提取存款的脚步慢了一步。在FDIC确认接管硅谷银行,且国内创投行业受硅谷影响有限的情况下,SVB对这些中国创业企业的影响也被缩减至最小范围。
“但硅谷银行事件依然对中国科创企业具有很大启示作用。”姜慧芳指出,境外投资人在选择国内创业项目时,往往对项目检查得非常仔细,做足尽职调查、投资风险研判,但中国企业却往往缺乏意识、能力和谈判地位反向核查投资方及配套金融服务机构的情况,在资金来源调查不充分的情况下,风险也往往随之而来。
其次是转变融资渠道和方式,尽量选择可靠的投资机构或长线基金,一方面可以借助其风控能力,另一方面资金来源也更为稳定,在融资节奏把控上如果因谈判周期较长难以一步到位,也可采取小步快跑的方式获得融资,尽可能降低不确定性影响。
最后,本土商业银行的离岸账户服务现在已较为成熟,企业可以考虑更为多元的资金流动渠道,与本土金融服务商合作构建更为完整安全的跨境投融资体系。
而在旧金山湾区的硅谷精英们,除了思考如果分散存储公司资金外,也在反思一年来行业过山车所带来的教训。
“一是企业发展要跟上大形势变化,紧缩环境下不要盲目扩张;二是资产配置哪怕是存款也尽量均衡,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三是努力创造商业价值,形成稳定盈利模式。”李华对此总结说。
交易股票、货币、商品、期货、债券、基金等金融工具或加密货币属高风险行为,这些风险包括损失您的部分或全部投资金额,所以交易并非适合所有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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